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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落幕，会议发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苏州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苏州声明》），通过了《APEC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以下简称《服务业路线图》）。在单边主义和地缘竞争阴霾未散的当下，21个经济体能够就服务业的深层变革达成框架性共识，是多边主义的一场来之不易的重要胜利。

一、服务业何以成为新引擎？

此次会议的核心产出是“1+1”结构：《苏州声明》作为联合宣言，《服务业路线图》作为行动框架。两者的组合意义在于，声明凝聚了21个经济体的政策共识，路线图则明确了下一个十年服务业的具体行动方向和时间轴。

要理解《服务业路线图》的分量，首先要看清服务业的战略地位。《服务业路线图》开篇即强调，服务业在推动亚太地区和各经济体的价值创造、创新和就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服务业已占亚太地区GDP的半数以上，并吸收了超过六成的跨境直接投资。如果说过去三十年APEC的辉煌建立在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压舱石上，那么未来三十年，服务贸易的开放与融合，将是驱动区域经济从大到强的关键引擎。然而，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难度历来高于货物贸易。货物过关可以查单据、比关税税率，而服务跨境依赖的是监管互认、专业资质认定等，高度异质，难以量化。APEC经济体服务贸易总额约占全球45%，但区域内规则碎片化程度远超货物贸易，各经济体在金融、电信、专业服务等领域存在大量无法互通的监管壁垒。

在这一背景下，《服务业路线图》的价值不在于能否立即消除这些壁垒，而在于它确立了一套协同发展的参照，将未来十年亚太服务业的开放路径锁定于减少服务贸易壁垒、促进数字化转型、推动结构改革等八大支柱方向，并明确将帮助中小微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作为政策目标之一。在执行安排上，路线图设定了明确节点，服务工作组（GOS）须在路线图通过后12个月内制定实施计划，2029年进行中期审查，目标在2035年前实现。这一设计使路线图具备了有限的约束性。

二、数字经贸发展：苏州会议的推进与前景

当前，服务贸易的开放依赖规则先行，而数字化既是当前亚太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方向，也是规则空白最突出、议题博弈最集中的领域。

苏州会议关于数字经贸发展共识方面的成果，集中于《苏州声明》第17-21段，其中第18段可称为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各方重申致力于推动区域无纸贸易，通过能力建设加强电子提单和电子发票等贸易相关的电子单证跨境互认。在法律基础层面，声明鼓励各经济体推动域内法律框架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MLETR）原则及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相关国际公约保持一致。这一措辞指向了无纸贸易能否真正落地的一大障碍，即部分亚太经济体至今缺乏完善的电子签名法律认可体系，直接制约了电子单证的跨境互认。声明鼓励公私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区域无纸贸易发展。

拥抱数字化转型是《服务业路线图》八大支柱中极具前瞻性的一条。云计算、平台经济、跨境SaaS等业态快速扩张，数字服务已成为服务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门类，但其跨境规则仍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路线图明确“促进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服务交付”，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后续推进的重点领域；“便利人工智能贸易环境”写入其中，也为后续成都APEC数字周的讨论确定了一个重要方向。

《APEC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是本次会议另一项值得关注的进展。《苏州声明》第18条欢迎该框架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目标是营造有利于贸易数字化的生态系统。框架的具体条款尚未在声明中列出，这也说明它仍处于磋商阶段，预计将在11月领导人会议周“亮相”，作为今年重要经贸成果之一。声明同时呼吁APEC为政府贸易数字化决策制定政策建议，并鼓励各经济体以审慎周到的方式采用贸易数字化新技术，在肯定技术应用的同时，也隐含了对技术引入节奏与风险管理的关切。

三、APEC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展望成都和深圳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对亚太产业发展的加速渗透，将数字经贸议程推入了更深一层——不仅有数据如何流动、单证如何互认，还需关注智能技术本身应当受哪些规则约束、又将如何重塑贸易的底层逻辑。

今年APEC人工智能相关议题的开展，基于2025年韩国APEC领导人庆州会议通过的《APEC人工智能倡议（2026-2030）》。该倡议建立了人工智能议题的多年期框架，中国年是其实施元年。行动计划的三个重点——推进APEC经济体成功实现人工智能转型、在各层级建设人工智能能力、为韧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培育投资生态——均指向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部署与跨境合作，而非仅停留于伦理原则宣示。《苏州声明》对人工智能贸易的承诺，可视为这一更宏观框架在贸易议程中的落地体现。

苏州会议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体现在《苏州声明》第19、20两条。第19条回顾《APEC人工智能倡议（2026-2030）》，指出人工智能在重塑国际贸易方面的潜力，明确致力于扩大本地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同时强调在推动人工智能普惠的过程中加强安全性、可及性、可信性和可靠性。第20条则关注人工智能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欢迎在APEC框架内自愿分享与贸易相关的人工智能标准和技术方面的经验，并鼓励各经济体就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贸易规则继续讨论。综合来看，苏州的人工智能议程以贸易应用为主轴，即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扩展，而非直接建立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声明也明确将人工智能治理的进一步讨论留待7月APEC数字周展开。因此，到7月成都的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以及11月深圳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有进一步讨论。三者构成一条连贯的政策推进链条。成都会议的任务，是在《APEC人工智能倡议（2026-2030）》与苏州会议成果的基础上推进落实，为深圳领导人会议做好铺垫。这是中国作为东道主的明确目标，但能否实现，取决于21个经济体能否就具体条款与事项弥合分歧。

四、苏州会议成果的“中国印记”与未来挑战

中国作为东道主，在苏州会议的成果中留下了深刻的治理印记。成果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包括积极响应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需要、对WTO框架下相关协定与诸边谈判的关注，对普惠式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强调，包括弥合数字鸿沟、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完全契合中国近年来在全球发展倡议中一以贯之的价值导向；对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和技术合作的关切，也回应了占APEC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核心诉求，进一步体现了中国仍是全球南方的天然合作伙伴。

然而，我们也需冷静地看到，一份凝聚共识的路线图，必然也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文本在具有雄心的同时，充满了审慎的措辞与表述，提醒着我们从“共识”走向“规则”，再实现“落地”仍面临巨大挑战。当苏州古城运河的悠悠水声与金鸡湖畔关于区域经贸合作的讨论交织在一起时，亚太合作正在进入一个微妙的深水区。这里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对规则精确度的极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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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是通向2026年APEC峰会的重要一站。展望年底，经过苏州会议以及其他将召开的APEC部长会的铺垫，在深圳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积极成果。苏州会议的成功在于，它体现了亚太地区正努力挣脱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回归到以发展促安全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个轨道的终点，是在2035年前建成一个创新、竞争且有韧性的区域伙伴经济体，并最终向着2040年“开放、活力、韧性与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迈进。

（本文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崔雨阳、院长屠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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